中国输不起的创新人才之战

人才竞争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具有决定意义

 创新型国家根本上靠人才,人才竞争关系到创新型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培养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持续提高其竞争力的根本。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与环境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多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社会发展方式的冲击。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将发展战略从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人口素质提高、协同创新的模式转变。

今天的世界竞争格局,是由一百年之前的教育思想与人才战略决定的。一位教育家,影响力胜过千枚核弹。

互联网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广泛存在的活动领域——网络互动,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竞争领域。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用于人的改造,不仅将会引起教育、科研、管理模式的变革,而且将会在国家竞争领域出现新的“战场”——“人才战场”。在未来国家竞争中,“人才战争”是决定性战场。因为如果我们在人才竞争被击败,那么不管经济和制造业情况如何,我们将决定性地失败了。一个国家掌握人才竞争的主动权与否,虽然不能决定整个国家竞争战略的胜负,但对竞争的进程和结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任何国家竞争模式都取决于当时的竞争科技手段与管理方式。互联网由于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影响人的知识与行为,打破了国与国的疆界,因而在战略行动和策略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互联网人才教育体系由于不受传统教学制度与教学资源与设施约束并具有极快的反应速度,是一种出色的软实力竞争手段,因而能够自由选择攻击点并能调动最大的打击力量,使竞争者没有时间调动资源加以对付。所以,我们可以确信,互联网将完全改变国家竞争模式,必不可免地会给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国家竞争的主要特性必将与以往任何竞争根本不同。

在历史上,深谋远虑的教育家和具有前瞻力的领导人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关键决策对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百多年前,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份备忘录,强调了通过教育而实现对中国进行精神支配。“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美国教育家让政治家笃信“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美国政府决定用庚子赔款退款建立清华学堂。一百年后,詹姆士的战略起产生了效果。2008年7月发布的《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对2006年度全美45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的分析显示,全世界“出产”美国博士最多的学校,清华大学以571人、北京大学以507人位居前两名,超过了加州伯克利大学。2000年~2005年间,中国大陆(含香港)17763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倾向于继续留在美国的比例为全球之最。2000~2001年达91.4%,2002年~2005年为90.4%。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大大地提高了全球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配置能力,也加剧了国家发展软实力之间的竞争。“人才战场”成为各国必争之地。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提出了以培养大批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国家竞争力提升行动方案和教育振兴方案,各国开始了以跨学科与创新人才为核心的创新体系竞争。早在1986年白宫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关于美国学院和大学健康发展的报告》提出在各大学与机构建立的科学技术中心(STC)。这包括三方面内容:从事以大学为基础的交叉学科研究;开展创新性教育活动;鼓励知识向社会其它部门转移。STC通常是由多所大学组成,其中以一所大学为主,中心一般还有政府实验室、公司及非盈利机构等参与。NSF对每个中心每年的资助金额在l50-400万美元之问,此外,合作伙伴有相应的资金配套。对STC的支持是长期的,一般持续十年左右。2004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研究理事会等4大学术权威机构组成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协会经过全面系统的调研,发表了题为《促进交叉学科研究》(Facilitating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的报告。该报告建议联邦和各州的所有资助机构都要进行相应改革,以利于促进交叉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建议的措施包括:专门针对交叉学科制定资助计划,为概念验证工作提供种子资助机会,资助交叉学科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交叉学科会议,发挥专业学会的作用,构建完全化的交叉学科研究机构等。2015年,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国际领先大学开始了史上最重要的人才改革计划。开环大学是《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中最关键的计划之一。该计划创新性地解除了入学年龄的限制,17岁前的天才少年、进入职场的中年以及退休后的老人都可以入学。这是区别于传统闭环大学(18~22岁学生入学,并在四年内完成本科学业)的最主要一点。另外,由以往连续的四年延长到一生中任意加起来的六年,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开环大学中的学生很有可能是处于各个年龄段以及从事不同工作的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天真的孩子,也可能是富有经验的长者。因此,开环大学形成了独特的混合学生校园,打破了年龄结构。学生之间更容易建立起合作、强劲与持久的社会网络。

在互联网教育领域,美国在线课程 MOOC 平台 Udacity,Coursera, EdX等已获得总计超过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2014年开始大举进入中国,争抢中国的人才资源与教育资源。以信息互联网领域为例,截至 2020 年,中国市场对程序员的需求量将达到 1200 万,但高校每年的的输出量只有 10 万,Udacity 进驻中国,就是瞄准了这个正在上升的市场。Udacity联合Google、Facebook、Amazon 等互联网巨头均参与了课程的研发设计,并直接选择和滴滴出行、京东、新浪等互联网公司及清华大学深度合作。美国互联网教育服务企业从表面看是实现了优势教育内容的网络化与教学资源的公平化,从长远看是抢占中国人才资源与教育市场,其实质还是实现“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创新战略。过去的现代国家国力竞争,主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上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一个国家的产业为了占领市场或控制市场,必须靠性价比更优的产品与服务争取客户。但市场是有地域范围的,客户和厂商之间有明显区分。互联网去除了知识的与创新的国界,者让后现代的国力竞争主要靠持续不断的人才主导权。人才竞争在特性和范围上都将是总体的,竞争与互动已经扩大到整个互联网上,全体网络用户与受众都在各种技术与思想观点之中。知识的发布者与知识的受众不在有界限,对知识独自占有和对信息传播的限制不再能保护其市场。

未来的国家创新竞争中,每个国人都是参与者,科技创新企业与科研机构仅是其正面竞争的组织,其根本还是长期的整个国家的人才竞争。市场上的一次胜利或多次胜利并不足以决定整个竞争的结局,国家的创新竞争力取决于其全部能力、全部资源和全部信念。竞争要求聚集社会巨大的经济力量,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而互联网影响力则可以直接获得文化与精神的认同与支持。显然,互联网的出现有力地打破了传统的国家创新竞争形式,也就打断了竞争特性演变的连续性。互联网时代创新竞争不再是革新,而是革命。互联网平台提供了新的人才服务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发现人才,评价人才,服务人才”的方式,人才资本在各跨国经济体中自由流动,其结果是必然形成新的人才战场。正如以往资源竞争和市场竞争一样,在经济力量限度内争夺优势的竞赛也将在人才竞争领域中开始。而且这场竞争势必更加激烈。

人才竞争主导权能为一个国家带来一系列的优势:一是防止重点创新领域不受进攻,因为失去核心人才的竞争对手已无力开展创新活动;二是使竞争对手的重点产业领域暴露在我方的控制之下,因为对手已不能具有可持续的创新力;三是能保护本国重点领域与国民经济源动力,反而威胁对手的这些方面;四是阻止对手进行人才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配置,使其动态调整难度大大增加。

人才资本被控制的国家必须忍受对手对己方重点产业与市场进攻而无法进行有效的反击。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看到它们的人才流失,创新后劲不足,面对对手的进攻而无能为力,且不说经济损失,还将丧失获得有利竞争局面的信心,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影响。

因此,人才竞争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成败具有决定意义。我们必须要重视一个事实,我国在互联网时代人才竞争中尚未取得优势。

造成人才竞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要赢得人才竞争主导权,先要明确造成我国人才竞争力下降的原因有哪些?

第一个原因是失衡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和消费结构分析来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已经进入了比较优势调整时期。中国史上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倒挂问题出现了。仅仅奥运会之后八年时间,中国快速地从劳动力相对充沛变成了劳动力相对稀缺。人口红利消失而改革红利未来。目前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生产安全,食品健康等等问题日趋严峻,公平和效率的问题更加突出。最明显的是6000万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每年76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问题,以及数百万下岗国企职工的再就业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产生了浅层比较优势(基于体力的廉价劳动力)相对“过度发挥”而深层比较优势(基于脑力和文化的创新力)发挥不足的障碍性问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不平衡导致大量企业缺乏能够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能力。林毅夫教授指出人力资本的使用必须有一定的物质资本与其配合,因此,人力资本的过度积累将使人力资本不能合理使用从而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或者外流;同样,如果物质资本过度积累,却没有一定程度的人力资本与其配合,物质资本也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率。因此,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增加必须相互协调,才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最大贡献。

每年高考之后的“撕书节”,已经将病态应试教育演化得光怪陆离,之后是很多人一生“厌学”状态的开启。

什么原因造成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增加不协调和国家深层比较优势难以发挥?第一,城乡二元结构和落后的教育体制限制了人力资本增值的速度,导致人力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失调。例如,高校,医院,科研院所,与政府单位的用人制度将学历而不是能力和报酬挂钩;在一些城市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虽然缺乏,但是由于户口与学历等问题,很难得到应有的报酬。第二,城市与农村市场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农村零售,物流,和金融体系极度落后,农村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与获得的服务比城市消费者贵而不是便宜,这样穷人的财富很难积累,更不用讲教育与医疗等稀缺服务,但是富人却能够方便地获得投资途经,进而获得优势教育资源。第三,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和要素投入带来了更不均衡的收入分配。劳动力增值的同时,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得了更大的增值速度,加之国家垄断行业的进入壁垒与所得税的规定存在不完善,这样穷人的致富速度还是落后于富人的资本增值速度。这些原因都制约了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也不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的提高。

第二个原因是创新文化与生态环境缺失。创新人才具有独特创新精神和价值判断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中坚,是国家人力资本的支柱。由于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素质与水平的不断增强的要求,社会重大的变革就会带来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创新人才的数量与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又会提高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水平。开发深层比较优势,就要建设引进与培养与创新人才(包括海外创新人才)所需的平台和环境,通过营造创新环境和制定合理竞争规则来激发创新。我们在实地调研访谈中发现,目前一些单位在人才发展环境建设中过分强调硬件环境的提供,如装修众创空间,配高规格实验室、住房、设备、科研启动经费,但是对软环境的建设则显得不足,更难以进行创新文化的改善。

软环境是一种规范化的、市场化的规则,是一种开放包容的竞争环境,是一种理性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体系,它能够让每一个人正常发挥自己的才干,以能力和贡献来决定自己的发展空间。不容忽视的是,体制的不完善引起有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异化现象,比如“学术权术化”,即学术职称被当成政治资本;“学术钱术化”,即把学术头衔被当成谋利工具;还有就是把职称学历当作金字招牌,甚至出现制造虚假的学术成果与市场交易以获取短期利益的现象。这些问题不仅误导了教育,限制了创新人才能力的发挥,而且对于年轻科技人员产生了价值观的错误引导,不利于吸引和留住海外创新人才,不利于培养国家需要的自主创新人才,更不利于发挥创新人才在国家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探索科学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机制,建立符合价值规律的创新人才培养、管理、评价、使用体系是历史重任,也是当务之急。

第三个原因是长期积累的教育体制矛盾。中国的改革经历了开放搞活,自由经营,科学化管理的阶段。伴随着经济体制变革与政府管理创新,教育系统的变革过程也会经历一个从计划体制,到分散竞争,到整合的过程,就像早期的国营商店,到自由市场,再到超级市场,教育的发展也会经历从公立学校,到民办学校,最后到超级学校。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也从强调知识积累(“知其然”),到强调分析思辨(“知其所以然”),在发展到重视创新与价值(“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对于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与体制的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发挥中国的深层比较优势,加强培养创新人才,必须解决改革当中的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处理好新旧科研与教育机制关系,健全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体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以行政化手段管理的陈旧培养方案限制了教育的创新,导致教师理论脱离实际和学生的高分低能问题日趋严重。如今的高校,大量论文舞弊与考试作弊成为常态,科研经费与教学资源滥用于个人私利,认真读书做学问者被讥笑为另类。一些孩子从小学中学就学会了给老师行贿,更有教师以补课与辅导能名义变相索贿,恶劣程度无以言表,积弊广度少有净土。

中国人都知道,只有一流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但是中国为数不少教育管理者积极将儿女送出国外变成美国人。我们呼吁政府积极推进教育改革,树立先进教育理念,把教书和育人很好统一起来。对办学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考试评价制度进行系统改革,建立科学的规范评价,大力推进诚信教育与素质教育。在改革中,人们往往把不值得留恋的东西拼命地抱住不放,这就涉及价值观念的转变。没有价值观念的转变,就不能对改革作出正确的判断。

改变学术行政化现状需要基于新经济与网络时代的发展规律,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估体系、创新人才评价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真正实现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社会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勇于摒弃已经被证明落后的学术行政化的体制,回归到“探索真理,培育人才”的本质,为创新人才宽松自由的培养环境,履行其创新人才培养的光荣历史使命。

如何重获人才竞争主导权

中国要获得人才竞争主导权必须动用国家的全部现有的资源建立开放创新的人才体系,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无例外的包括国家全部可用的创新资源的人才体系,任何资源如果脱离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或只用一部分,或根本不同,都将减少夺得人才竞争主导权的机会。同时、为了夺得人才竞争主导权,就必须使竞争者的体系退出中国。这不能但靠政府强制力量,只有通过提供更开放,民主,科学,协调的人才服务而仍能保持自己核心骨干人才体系来实现,为能成功地占领人才高地。必须克服竞争对手为阻止这种努力而设置的种种障碍与解决系统矛盾,占据互联网与传统人才服务的广阔市场。

我国重获人才竞争主导权,需要解决四个关键问题,构建一个基础体系。

第一,解决创新生态体系与传统教育体制的矛盾。

创新生态体系是创新人才培养的组织机制与环境,是建立和谐社会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制支撑。创新生态体系包括创新人才培养的不同组织层次,让组织和个人之间依靠各自的核心能力进行优势互补,以共同实现有利于创新的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关系。创新生态体系的适应性结构包括了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评价、协同、发展、实践等各个环节,还包括各种人才机制与培养模式之间的竞争合作,以及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政府等不同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网络环境下知识的流动和人才交流互动的活跃度大大增强,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层出不穷。传统的经济模式与工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已经为互联网经济与协作模式所代替,传统的图书馆与教学系统被搜索引擎与网络学习所代替,传统的人才评价与组织方式被网民意见和网上社区的影响力所代替。创新生态系统也随之发展和演变,互联网环境下学习与实践的广度和深度突破了课堂、校园、单位、与国家的界限,形成了“进取,和谐,包容,合作”的机制和组织环境。

第二,处理好引进人才的方式与自主培养人才方式之间的关系。

国家历来很重视海外人才的引进与使用,特别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国家创新人才培养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开始,中国也正式启动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中组部提出了“千人计划”等大批量引进海外领军人才等政策,各地政府也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发展。根据我们的调研和亲身体会,在为引进海外人才提供物质与经费奖励同时,必须要有能够有利于其生根发芽成长的创新生态体系。在国际人才资源日趋自由流动的环境下,创新人才发展软环境比硬条件更加重要,很多社会科学和管理人才,回国之后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理解和适应国内现实情况。有不少人才因适应不了中国环境与应付各类官僚寻租与税费而返回海外。政府重视“人才移植”,更应当重视“人才培育”,要研究如何建立发展高层次人才与培育新兴学科人才的平台和体制。国内自主培养的人才的国际视野与知识结构进步很快,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是经济建设和科技振兴的骨干力量。正所谓“英雄不论出处”,对创新人才不能仅仅因为其海外经历和出身而在评价方式,薪酬奖励,职称晋升等等方面有所差别,应努力创造平等的协作交流的环境,对人才的绩效评价应一视同仁,对其岗位任用应当不拘一格。只有坚持建设科学的创新人才体系,让行政与学术分离,严格遵循按照能力与学识分配研究教学资源而不是按照行政级别分配的原则,才能真正让海外引进的领军人才适应国内情况,在良好的创新环境扎根,专注于高价值创新活动,提高创新的绩效,发挥创新的积极性。

第三,解决专业人才教育模式与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矛盾。

以僵化的学科目录人为地对知识和人才进行划分,越来越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人类知识演进体系。计划经济时代传承至今的“划科而治”的体制让职称、经费、论文都以十年不变的学科目录作为参照,交叉学科和重大实际问题往往找不到对应的学科目录而成为偏门少人文津。这不但形成了学科内部激烈竞争资源,各个学科和专业之间相互隔阂不相往来的情况,而且让知识界与学术界的创新精神受到了极大的禁锢。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近几年以美国SCI和国际论文为指标的单一学术评价模式,让研究越来越脱离实际和急功近利,“重论文,轻教学”的现象普遍。其效果是学术界唯“洋八股”为纲,国家实际是将人才的“评价权”让给了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国际期刊的编辑,论文的数量泛滥,学术的价值下跌,降低了中国科技与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与交叉学科领域的创新活力。如此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西方的理论没有吃透,对中国的实践失去兴趣,“专才不专,通才不通”的现象日增。

中国人如果能够超越西方的学术或者说能够继承它并超过它,一个可能出现突破的点就是结合我们学术与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在中国思想中有深厚的人文基础、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科学研究中来,这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交叉学科。解决专业人才教育模式与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矛盾,要设计新的“学”与“术”的教学绩效评价体系。北大蔡元培老校长曾说过“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各异,文理属于学,它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理论,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着重在研究学理;法商医工等科属于术,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但重在直接应用,服务社会。”因此要总结和研究如何建立科学调控手段和凝聚机制,改变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内部的院系之间、重点实验室之间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科技资源和成果相互封锁的状况。对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创新人才,应为其提供潜心研究,厚积薄发的环境;对应用研究的创新人才,应为其提供结合实际,服务社会的平台;对于跨学科人才,应为其提供科学的指导和政策,建立协同沟通机制。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不但要鼓励科技人才跨越学科之间的边界,而且要促进不同机构跨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营造交叉学科研究的良好氛围、以“开放包容,自由探索,相互尊重”的态度,培养“道术兼修”的交叉学科的创新人才。

第四,解决个性教育所要求的非标准化培养方式与规模经济要求的教育标准化之间的矛盾。

规模化教育有利于在较短时间普及知识与基本技能,提升劳动者素质,是大众教育的重要方式。个性化教育让学生塑造道德诚信,创新精神,科学思维,形成价值观,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部分。教育事业是民族的根本,是超越市场经济层次之上的精神活动。个性化教育对经费与高端人力资本的需求很大,不易规模化和标准化。我们应当避免因为追求规模化就放弃了培养质量,也要避免因为追求个性化就忽略了大众的教育需求。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机会均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只有更多地实现社会公正,才能真正克服全球范围的贫困危机。不管是创业者还是机构组织的负责人,这些不起眼的普通人,每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试图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为解决危机与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普通劳动者应当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特别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机会,而不能让经济能力高低成为获得教育机会的门槛。国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应当重视普及创新与创业的技能与理念,注重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将优秀教育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与经费)过度集中于少数公立名校,限制民间资本办高水平大学,这反而会导致国家教育资源更加短缺,而社会巨大的教育需求却不会减少。我们看到,一方面中国不少家庭花费高额学费将成绩不理想的子女送出国留学,毕业后他们在海外求职困难而要回国就业;一方面,欧美日的大学用奖学金吸引清华、北大等学校的大批优秀学生进入其博士计划,用各种劳工与移民政策留住这些优秀人才在当地创造财富。这形成了中国巨大的“人才教育逆差”。

解决精英教育与民众教育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大力提倡和发展通识教育,特别是创新思维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强调的是公民人格和素质教育,视野与思维方式的教育,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教育。通识教育是精英教育与民众教育的共通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普林斯顿大学老校长阿兰布卢姆在《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中,认为通识教育的危机构成了美国文明的危机,阅读经典巨著是“惟一严肃的解决方案”,可以让极少数“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的大学生懂得“运用理性去寻找善的美德”,让美国的教育体制完成“它所要达成的道德目标”,强调“专注于哲学、神学、文学经典”,即“阅读‘巨著’”。在中国的工业化时期,重“术”轻“道”,重“工”轻“文”的思想形成主流,而通识教育经常受到忽视。近几年,国学热的兴起于孔子学院的大量开办,引起了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其实在经典学习与通识教育方面,中国人从古代开始一直比较重视,在现代社会更加需要将创新人才体系与通识教育紧密结合,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研究如何将中国经典的“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与东西方先进的创新方法与思维融会贯通,特别是要实现中国创新思维与文化智慧与科技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融通。通识教育的师资不一定是专业教师,很多社会有识之士与企业家,都可以作为社会通识教育的导师。这些专家从基础知识开始进行系统学习,亲身实践,对新事务反复消化并不断积累经验;经过特别的训练,他们能够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提供给别人。一方面,在高校开设通识教育的精品项目,培养青年创新人才的创新思维与世界观。一方面,鼓励民办培训机构与各种社团学会开展素质类教育,自发形成通识教育与素质提升的社会风气。应允许企业与社会参与建立科学的人才认证评价体系,允许打破优势教育资源垄断局面,鼓励将高校富余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大量的资深教授与学者的富余时间与多年积累的教育经验转移给民众教育,让大量的劳动者能够获得高素质的师资,课程,与训练。

中国要重获人才竞争主导权,仅依靠现有的大学,科研院所,教育机构,人才服务机构等体系是不够的。中国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基本是在落后而保守的教育与科研行政管理之中生存的,几十年一贯制的学科发展越来越僵化,如今应试教育与洋八股作风盛行,浮夸与自欺大行其道,虽然高等教育在不断寻求改革,但是短期内难有根本的改变。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生的教育颠覆者。美国的社交网络Facebook(14亿用户),人才网络LinkedIn(3亿用户),教育网络Coursra(4千万用户)等互联网服务企业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一方面从年轻人中直接招聘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工作,一方面为中国市场培养其技术后备人才。这些企业请到耶鲁大学校长,斯坦福大学院士等高手挂帅,聚集国际科技与教育界大批精英,大有席卷世界人才而来之势。网络公益服务为其形,人才教育选拔为其实。过去,中国大量的基础商业数据掌握在日本软银作为大股东的阿里巴巴与支付宝,现在,中国大量更为重要的人才数据开始被国际互联网人才企业控制,其背后的投资者依旧主要为日本的软银,美国的IDG,红杉资本等。而这些海外投资公司已经控制了中国最大互联网产业(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企业)。中国大量青年学子与科技人员放弃中国枯燥低效的课堂学习,离开充斥虚假论文的实验室,以硅谷企业家为创新教主,以快速致富为人生哲学。

如果照此发展,中国的人才竞争主导权正在失去。中国大部分传统大学与科研院所面对互联网的人才竞争反应迟钝、转型困难,可以说毫无招架之力。我们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既大学又非科研机构的创新人才平台,它能洞察人才竞争的总体,能不带成见地衡量各方力量的价值,通过它们的协同取得最大成果。新的竞争战略应以协同创新为基础,以实现国家的创新发展为共同目标。中国急需构建并实施自主的互联网人才平台,以重获人才竞争主导权。为了培养能够发挥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等综合主题的人才,首先应建立超一流的互联网与实体教育融合的“创新学堂”,使人们能够在这所真正的创新学院里传授新的创新与竞争学说,并为各大学与科研机构训练领导者。“创新学堂”同时通过互联网直接培育与服务与每年数千万人才,将创新教育惠及每个国人。我们绝对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现实性,甚至必要性,即新建立的中国具有人才竞争主导权的创新平台能够单独用其自己的手段完成竞争使命,而无须依靠传统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资源支持。因此,互联网人才平台合乎逻辑地应被赋予和大学,科研院所同等的重要性,互联网人才平台应当始终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但必须对其保持独立。

胜利总是向那些预见竞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在国际展览竞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用新进展模式克服旧竞争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

能够赢得人才竞争主导权的国家人才基础体系与平台应当如何建设?

首先,新的互联网创新人才平台需要建立健康的创新人才培育体系。学科的健康发展与教育的振兴对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努力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从蔡元培时代,中国的知识界就已经认识到人才培养需要符合国情,形成自己的特色模式,而不能照搬和完全模仿国外的教育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人才战略的作用,在改革之初就针对干部问题明确指出:“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大量培养为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做出贡献的各行业的专业干部和人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教育体系拥有相对成熟的学科,很强的创新网络。其学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方法模型丰富,形成了以经济和管理为主的创新学科体系。这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的支持,以及企业家和政府机构管理者强烈的学习需求。但是,由于教育部对全国各校学位名额的“一刀切”限制,出现了北大,清华,中欧,长江等学院名额不够用,而其他众多高校招不满的情况。在2000年以后,西方的商学院MBA教育亦面临伦理和道德质疑。著名领导力专家Warren Bennis教授撰文批评美国商学院体系,认为其培养方式是缺乏领导力的狭窄思维,缺乏科学导向的决策,纸上谈兵,邯郸学步,难以形成自己知识体系。

缺乏创新意识的培养方式将高校变成了塑造一个模子专业人才的地方,压抑学生对通识教育的热情和对创新的激情。中国的商学院的发展也遇到了盲目模仿西方商学院,学术评价体系僵化,内容过分“经济学化”和“金融化”,缺乏特色学科,难以吸引到全球最优秀的师资的问题。由于商学院的单一产品-MBA基本是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为目标的培训体系,而不是为创新和创业人才所设计,国内大量引进的西方管理课程和教材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的管理实际。大部分高校目前开设工商管理专业遇到困难,更不用说是创新与创业专业教育。有一些高校将工商管理教育创新教育定位为学校经营创收项目,重视“大楼”而轻视“大师”,盲目的规模化和对外扩张,廉价贩卖学位,教学粗制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实施以来,很多高校与孵化器热衷众创空间的装修与门面,缺乏实质教学内容与价值,更有可笑者是将传销课程引入课堂,贻笑大方。

当然,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未停止改革教育科技的努力。中国的科技界与学术界近年开始重视交叉学科的研究与人才培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也充分肯定了交叉科学的重要地位,提出“微观与宇观的统一,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结合,多学科的相互交叉,数学等基础科学向各领域的渗透.先进技术和手段的运用。是当代科学发展前沿的主要特征,孕育着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地超越和深化”的观点,明确了“基础学科之间、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往往导致重大科学发现和新兴学科的产生,是科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部分之一,要给予高度关注和重点部署的方向”。

具有代表意义的项目是北京大学于2001年启动的以老校长的名字蔡元培命名的本科教育和教学改革计划。该计划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对人才质量和人才规格的需求,坚持“学生为本,道德为先、能力为重”的教育理念,按照新的办学模式和培养方案,造就基础好、能力强、素质高的一流本科生,为他们未来在完成整个高等教育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了积极、稳妥地在全校推进元培计划,学校于当年开办了元培实验班,进行试点。实验班努力贯彻“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办学方针,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学科齐全的优势和良好的教学资源,实践本科阶段低年级通识和基础教育、高年级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突出基础、能力、素质三要素的全面发展,为研究生教育输送高素质、创新型生源;同时也为社会提供适应能力强的本科毕业生。

蔡元培百年之前就在北京大学倡导“以美学代宗教”,提出养成健全之人格,导致国家之昌隆,是为真正之爱国。

2008年11月,我在厉以宁教授与徐冠华院士等的指导下创立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其使命是为中国培养能创造卓越价值的创新人才。作为一个年青的机构,创新研究院积极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与机制,帮助各学院开展跨专业的全球创新研究和教育。作为北大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基地,注重加强创新理论和实践的联系以提升中国产业创新能力,吸引全校各个专业与年纪的优秀学生开展联合研究实践项目。作为创办者之一,我在创新研究院“一无经费,二无编制”的条件下,带领年轻的团队开辟了北大第一门本科“创新与创业”课程,撰写了中国馆第一本“协同创新论”学术著作,设计建设了国内第一个“创新学堂”互联网众创平台。特别是我们坚持5年时间,研发并实现互联网服务科学基本原理的人才评价算法与软件,这一领域实现超越了斯坦福大学的研发水平[2]。然而,由于大学体制内腐败严重,学风恶化,官僚倾轧,多项工作受到内部腐败官僚的阻挠与行政权力寻租。我们所建立的“创新与创业学科”的学生招生名额被挪用,成为个别行政干部私人承揽课题与贩卖北大学位的工具。一段时期,歪风邪气盛行于高校,科学真理不顾于庙堂。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我于2014年发布“向教育腐败宣战”的文章,毅然辞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职与直接创办的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头衔,倾尽全力,变卖家资,走入田间村头,课堂工厂,服务青年学子与高校教师,聚微薄之力以推动中国创新教育改革,建设创新人才平台。

我们所建设的“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之所以能够形成现代教育的核心竞争力,首先应当是教育思想的变革,教育模式应当从之前的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生学,以辅导为中心的“帮”学生学,以论文为中心的“让”学生学进化为真正以人为本的“向学生”学的第四代教育模式。我于2008年在厉以宁老师的指导下创办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就是期望从创新与创业这个领域开始探索出第四代教育模式,即“干中学,学中创”的协同行动创新(Collaborative ActInnovation CAI)模式。从2008年,我们在北京大学与中关村开始实施的“创新学堂”4G教育模式,真正以互联网实现了“人人学创新,万众共创业”。学生和老师的评价方式改变了,学习互动的方式跟着改变,创造与分享的方式改变了,生活与工作的方式跟着改变。

2015年春季,北京大学协同行动创新CAI-4G教育研讨会。共享创新教育体系,开放互联网众创平台。2016年面向全国开展了900多名CAI创新教练的师资公益培训。

协同行动创新(CAI)人才平台的核心是培养知行合一,德才均备的人才。这一人才体系在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经过艰难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课堂思辨+网络互动+大赛训练+创业实践”的创新创业教育方法。将“课堂思辨”作为核心,为独创的五色创新思维理论,现已形成《协同创新论》等著作与《创业基础与创新实践》等教材;“网络互动”即为与课程配套使用的“创新学堂”网络平台,学生在这个实名注册的平台上不但可以自学创新创业课程,还可以进行真实的互动服务和交易,实现“学习挣钱两不误,诚信专业成人才”;“大赛训练”即为国际青年创新大赛,该项赛事已成功举办多届,帮助了数十万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每年都选拔出了一批优秀的创新者和创业项目。“创业实践”即为向创业者提供的后续创业辅导及投融资支持,每学期有多个课上学生创业项目获得了天使或风险投资并高速成长。这一创新教育体系得到厉以宁教授,李京文院士,马俊如院士,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教授和席勒教授等大师学者的赞扬与鼓励支持。也被华为等民族创新型企业高度认可与推荐。

以五色创新思维替代说教,以协同行动创新开启众创。创新学堂平台以4G创新教育模式推动“大众创业,教育先行”。我们与世界经济论坛,中科院,北京大学各相关院系等合作伙伴联合开展“CAI创新教练师资”公益培训计划,已经为中国教育界培养创新教育骨干人才超过千人。作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互联网创新人才平台,我们的理想是让每个人有受到高品质创新创业教育的机会。经过几代师生努力,“互联网+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已经在北大和中关村初步实践成功,但在全国推广仍然要突破层层束缚与打碎旧有利益,在各方创新有识之士的支持下,我们坚持奋进前行。因为我们深信:改革创新创业教育必将重塑中华复兴基石。

2016年12月,北京市第五十七中学成功完成CAI-4G实践创新学习项目。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的首创,十四五岁岁少年第一次通过实践启蒙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学堂教练为来自北大清华的创业校友。

经过十余年从事创新人才的经历与实践探索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人才竞争的艰巨与人才培育的神圣。通过系统地研究,总结,和反思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和发展趋势,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可以帮助在改革中结合国情设计和发展新的创新生态体系。建立国家“创新人才平台”迫在眉睫,这将有利于加强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有利于用开放和创新的模式大规模培养创新人才,有利于帮助人才适应国情环境和发挥创新能力。我们做倡议的“国家创新人才平台”是发现创新人才的通道,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服务创新人才的基地。通过网络聚集国际影响力的创新资源、形成重大创新问题的人才库与智库。“国家创新人才平台”将成为中国自主先进创新体系的苗圃,未来全球创新教育的领航者。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这一平台上协作创新,通过建立科学与先进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和实践“知行合一”的教育方法和“协同行动”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国家创新人才平台”将实现培养模式,管理体制,与服务价值三方面的创新,不同于传统的大学与科研院所,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孵化器与加速器,能够实现三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形成经济,科技,艺术等领域跨学科综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国家创新人才平台”将注重知识经济的高增加值研究,顺应各学科之间相互影响和演变规律,而不是简单的交叉学科应用。平台通过互联网将亿万名人才的创新活动与教学活动密切组织起来,做到知行合一,教学相长,注重中国特色的创新思维与通识教育。创新人才平台借鉴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品德熏陶”,“理性分析”,与“技术训练”的结合。让人才不但有强大的技术能力,更要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内省反思能力,包容不同文化与民族的心态。

      第二,以新的学术,研究,教育规范来提供创新人才的发展环境。“国家创新人才平台”使用“协同开放式平台”的管理手段,互联网技术手段,协同创新运作模式来吸引并整合全校,全国,和全球一流学术机构和企业组织的最佳创新教育、研究、及合作资源。以“开放、对等、共享、协同”的原则取代一些旧的体制限制和商业教条。吸引国内外创新领域的一流学者实体教学,网络实时互动传播。平台聚集世界大师共同探索全球教育体制,教学方法的改革方向,建立“读活书,活读书”的学习环境,实现“干中学,玩中学”的创新生态。

       第三,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和创新教育项目。以人才为中心,运用最先进的科学分析手段,开发人才与创新项目的大数据资源,协同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优势创新资源,支持鼓励优秀教学科研人员参与跨学科教研合作和服务项目。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需求,针对学科发展前沿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重大科技问题,通过开展实践的创新性研究与咨询项目锻炼和培养人才。成为中国企业家与创业人才创新思维提升和产业创新的发动机。

       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要取得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就一定要创新人才体系,建立一个良好的促进塑造创新人才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一个国家持续提升竞争力的根本,是一个文化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源泉。在与高校教师,科技工作者,企业家,学生,家长进行的深入调研讨论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大家对中国造就更多创新人才的期待与呼唤。在这个只有相互协作才能生存的世界,人们要么保持陈旧的官僚方式而被淘汰,要么用新兴的合作交流和共同协作的方式实现价值。我们应当总结世界先进的经验和模式,努力摒弃那些限制和阻碍人才模式发展的僵化制度,积极开拓建立更完善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才能牢牢抓住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发展机遇。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子说过:“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建立互联网创新人才体系是为天下得人,为国家育才,需要一代代人倍加努力。这一宏伟事业将发掘未来中国六十年发展动力之源泉,夯实民族复兴伟大工程之基础。



本文的精简版最早于2016年8月2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理论版,题目为《构建创新人才培养平台恰逢其时》。

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实践教授 蔡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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