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盛梦露）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经济保持增长靠什么？很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但数据显示，这一因素的后劲正在减弱。
2011-2020年，中国新成长劳动力、人力资本总量平均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劳动力转移减速，农村向城市转移的16-19岁人口数量在2014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即开始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1月10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作出如上表示。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
研究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蔡昉举例称，“大企业联合会”的一项研究显示，2007-201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是每年9.5%，在2012-2013年降到了7.3%，到2014年继续下降至7%。
这一趋势的重要背景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蔡昉称，在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最高点，此后就是连续的负增长，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减少，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甚至是过剩的状况。
人口红利的消失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弱化，比如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转移速度、资本报酬率等均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要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但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可持续的、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经济增长源泉也在弱化，最典型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主要靠三个东西支撑。第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第二是人力资本，第三是资本劳动比，即每个工人能够支配的资本、设备、机器等等。这三个因素中最主要影响劳动生产率、且最可持续的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在劳动生产力下降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蔡昉表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是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
“我们的测算显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从1995-2009年的年均3.9%下降到了2011-2015年的年均3.1%，再往前预测，也就是在“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会下降到2.7%，虽不剧烈，但是下行的趋势”，蔡昉说。
劳动力转移减速
蔡昉认为，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趋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劳动力转移减速。
全要素生产率由不同的因素构成，一般认为包括技术进步、创新等等，此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蔡昉解释，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那些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把它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地方，就带来资源重配置效率。
蔡昉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中约一半是来自劳动力转移，“我们做了一个分解，2009年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是17%，而这17%中，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占了8个百分点”。
但劳动力转移的增速在近几年快速下降。蔡昉列举，2009年中国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约为4%，而2014年是1.3%，2015年基本上是零。
为什么增速会减慢？蔡昉称，一个原因是经过多年的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降到比较低的水平。“据我们的估算，目前2014年的数是19.1%。同时农业中这些人年龄较大，大部分在40岁以上，再转移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新增劳动力中的主力在减少。数据显示，目前向外转移的人口主要是农村的中学毕业学生或者中学辍学学生，大体是16-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发现这部分人，无论从户籍的口径（算），还是从常住人口的统计口径（算），在2014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点，此后开始负增长。因此未来我们外出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这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减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怎么应对？蔡昉认为，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户籍人口城镇化。中央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就是必须在2020年达到有4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个推进会非常有利。
但蔡昉提醒，很多城市包括北京都不希望扩大户籍人口的规模，如果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最后把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任务全落在了小城镇上，那没有什么意义。“那也是好的，但是解决不了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的问题”，蔡昉说。
人力资本改善减速
蔡昉表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但目前中国新增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增长皆减弱。
过去，中国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比较快，靠的是新成长劳动力数量增长比较多，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存量的那部分劳动力。“这部分人不仅补充了劳动力数量，更重要的是补充了人力资本”，蔡昉说。
但现在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已明显放慢，从2011年到2020年区间，新成长劳动力总量以每年1%的速度递减。同时，另一个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即劳动力总数乘以每个人平均的受教育年限，在2011年-2020年之间，每年也以1%的速度递减。“它导致我们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放慢，甚至有倒退的趋势”。
为了应对这种趋势，蔡昉认为，中国需要以更大的改革推进教育。第一，到了这个阶段，必须把义务教育阶段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不仅是小学、初中，往上要扩大到高中，往下要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只有这样才能明显提高人的受教育年限。
第二，改善教育质量。必须改革，通过竞争提高教学质量，改善人力资本，让人力资本转化成生产力的转化效率更高。
第三，改善大量的劳动力存量。过去靠增量改善总体教育水平，今后增量越来越小，必须通过培训、终身学习以改善劳动力的存量。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蔡昉认为，投资率过高和产能过剩、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被遏止，也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解决的主要办法分别是调存量结构，即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妥善处置好“僵尸企业”。
